吴念真:我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,却是父子最后一场电影

吴念真:我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,却是父子最后一场电影

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,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,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、铺着草蓆,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。

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?没错,不过,不包括父亲在内。

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、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,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。

同样地,孩子们也是。

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,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。因为他不在,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,妈妈準确的形容是「猫不在,老鼠呛鬚」。

午夜父亲回来,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、摆正之后,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。

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。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,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。

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,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:「实在啊……睡成这样!」然后床板轻轻抖动,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,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,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,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。

喜欢父亲上小夜班,其实喜欢的彷彿是这个特别的时刻──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。

长大后的某一天,我跟弟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,没想到他们都说:「我也是!我也是!」

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,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。

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磐压伤,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。

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,妈妈得打工养家,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。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,不知道是什幺样的冲动,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,下车后从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,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,看到一个毫无威严、落魄不堪的父亲。

他是睡着的。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。

他的头髮没有梳理,既长且乱,鬍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;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,脚趾甲又长又髒。

不知道为什幺,我想到的第一件事,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。护士说没有指甲剪,不过,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,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,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,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。

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,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幺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。

妈妈叫你来的?不是。你自己跑来?没跟妈妈说?没有……。马鹿野郎(日本的国骂「八嘎牙路」汉字写法,意指对方蠢笨、没有教养)。

直到天慢慢转暗,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,父亲才再开口说:「暗了,我带你去看电影,晚上就睡这边吧!」

那天夜晚,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,一手拄着柺杖,小心地穿越週末熙攘的人群,走过长长的街道,去看了一场电影。

一路上,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,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,父亲正好问我说:「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?」

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、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、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,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。

那是一家比九份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,叫远东戏院。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,导演是市川崑,片名叫《东京世运会》。

片子很长,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,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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